1、现象

怎样的劳动力技能结构能够提高集聚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

2、机制：三个假设

假设一：高技能劳动力的集中会带来两种效应：知识溢出效应（+） VS 竞争效应（-）。

假设二：专业化分工——集聚带来市场容量的扩大，劳动力分工更为细化，因此需要城市中有多样化的劳动力结构。

假设三：包容性就业——后工业时代的集聚多为服务业的集聚（相比一二产业，空间对服务业的限制也更强），劳动力要素的重要性提升，而服务业带来的劳动力流入是包容性的，不仅包括高技能群体，还包括低技能群体。

3、数据与核心指标

数据：近10年《劳动统计年鉴》、《城市统计年鉴》、CHIPS2013年调查数据，包括全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和西藏地区），

核心指标一：集聚程度

一些学者的做法是直接采用区域内的人口数作为集聚程度的衡量，但笔者认为区域内人口还受到区域地理面积大小的影响，且在考察劳动生产率时应该更加关注就业群体的集中度，而非总人口层面的表现，因此本文采用非农就业密度这一指标来衡量区域内的集聚程度，即g=N/A。

核心指标二：劳动力结构技能

参考Duranton和Puga（2000）的指标设置，

包括劳动力技能结构多样化与高技能劳动力集中度。

4、模型

基本函数：柯布道格拉斯基本生产函数

1、现象

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多样化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

 将集聚纳入考量后，发现在集聚程度越高的地区，劳动力技能的多样化就越有利于经济的增长，而高技能的集中则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显著的抑制。说明在越大的城市中，越需要发展多样化的劳动力结构，大城市既需要有高素质的人才，也需要低技能劳动力来提升整体效率。

2、机制

机制一：高技能劳动力过度集中的负效应

高技能集中度的二次项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相关，说明“倒U型关系”确实存在。高技能劳动力的集中带来的两种效应（正向影响的知识溢出和负面影响的竞争效应）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某个临界值，当高技能劳动力集中程度未超过临界值时，区域中高技能劳动力比例越高就越能带来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然而当高技能劳动力比例过高时，则会使得负面的竞争效应超过正面的知识溢出，造成整体的效率损失。

同时，这一效应在大城市中体现更为明显，结合当下我国实际情况，大城市严格的户籍准入制度往往与就业人员的学历挂钩，因此导致区域内存在过高的高技能劳动力，这反而会损失整体生产率。

机制二：越是集聚度高的区域，高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关系就越强

在集聚环境下，能够改善高低技能劳动力“此消彼长”的互相抑制关系，并带来一定程度的互补需求，因此越是集聚度高的地区，劳动力技能的多样化就越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可以观察到，在城市化过程中，尽管城市需要高技能劳动力来带动经济增长，但同时也需要低技能劳动力与其互补，两者共同完成城市中专业化的分工，从而带动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尽管在陆家嘴需要有金融行业的高学历人群，也需要有大量的便利店、餐饮业等消费型服务业与之匹配，而这部分工作主要由低技能劳动力完成。

机制三：集聚经济具有包容性就业的特点

集聚程度的提升确实可以带来包容性就业的效果：整体上，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在集聚度高的地方更大；分群体，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概率能够从集聚中得到显著提升，高技能群体的这一受益效果尽管不显著，但仍然有正面的倾向。

这一结论进一步可以理解为，集聚度高的地方需要劳动力，并且还需要多种类型的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

观察现实经济，大城市不仅要求有高技能劳动力的参与，同时还会增加对消费型服务业的需求（如餐饮、零售、家政等），这类消费型服务业难以被机器取代，但又不具备太高的技术要求，因此主要由低技能劳动力完成。所以，大城市本身的特点就决定了它需要包容和多样，更多样化的劳动力技能结构，才能更好地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户籍制度改革仍需深化

越是人口密集的地区，越应该对各种各样的劳动力降低进入门槛，结合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应当尤其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准入限制，而这一结论的指向或许是当前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

 

2、进一步探讨：如何更好地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借鉴国际上已发展多年的大都市如东京、纽约、巴黎、香港等地的经验，城市病的解决应当尊重需求，增加供给。

 

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宜疏不宜堵”的过程，也应该是一个“尊重需求”的过程。单纯地限制人口流动既不尊重个人选择，也不符合经济学规律，正如一些学者所倡导的：不应将户籍制度当作一种歧视政策来“对人不对事”，尽管价格机制不是完美的，却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