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期限错配酿苦酒
期限错配，即短债长投，通过流动性管理和匹配措施，实现短期负债和长期资产的匹配，赚取长期和短期利率之间的利差，金融机构通过期限错配赚取期限利差。2014年以来，加大期限配置赚取期限利差已成为我国金融机构普遍采用的策略。商业银行为保证存续规模以及客户数量，只能更加纯粹地选择依赖债券市场——加大期限错配，来维持刚性兑付下的产品收益率水平。2016年末，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单日交易量一度跃升超过4千亿元，是2014年日均交易水平的4倍左右，90%左右是隔夜品种，短期内交易量迅速膨胀和交易期限超短期化，上市银行整体期限错配程度已上升至历史高位。虽然2016年以来银行增加了长期信贷资产的配置，但金融市场业务期限错配缺口扩大得更显著。 
下图表明：上市银行的短期流动性错配缺口持续拉大，整体期限错配程度提升。上市银行3个月以内（含3个月）的总流动性缺口自15年上半年来一直呈拉大的趋势，在1H16达到2012 年以来最高值，为36.45%。3个月至1年的流动性缺口有所收窄，为3.6%。
但央行节前节后的一系列公开市场操作、推出临时流动性便利以及 MLF、逆回购和 SLF 的利率上调等，表明央行降低期限错配风险的决心。
2. 金融杠杆促泡沫
近年来，资产泡沫此起彼伏，资金“脱实向虚”，风险隐患加大，杠杆和套利是罪魁祸首之一。债券代持、同业拆借、资产配资以及嵌套式担保等金融加杠杆工具是套利的原动力。期限错配造成的跨期杠杆也加剧了杠杆率的提升。灰色的抽屉协议和配资的交易结构里面藏着很多杠杆，似根根透明的吸血管扎入低效率的正规金融体系，吸食监管盲区下的珍馐。 
现在的回购市场已经更多服务于加杠杆套利的需求而非真实的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需求，而且背离度越来越大。从 2015 年开始，由于回购利率波动下降，质押式回购的月成交量逐步上涨，从不到 21 万亿上升到 2016 年 7 月峰值接近324 万亿。一个呈指数增长的杠杆市场正在加速来袭。
各类机构的资产规模都出现了明显扩张，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尤为明显。2004 年以来，我国银行业总资产与总负债的同比增速维持在 10%以上，09 年更是显著扩张，增速达到 25%，虽然之后有所回落，但 16 年也维持在 16%以上。银行的同业理财也在 2016 年迎来高增长，背后是表内转表外的扩张。16 年6 月末，银行理财余额规模在 26 万亿左右，其中银行同业理财 4 万亿，而对比15 年 6 月，银行同业理财仅 1.8 万亿，同比增速达到 120%，足以可见这两年银行表外同业的扩张速度。而银行理财对接委外的模式，也使得银行负债端的非银存款规模大幅增加，截至 16 年 12 月末，非银存款存量规模 12.7 万亿，对比 15年初的 8.8 万亿，16 年全年都维持在较高规模。 
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在 2006 年迅速攀升，此后也一直维持在高位。在 2016年 10 月 10 日，国务院发文: 《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表明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降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由此引发市场流动性收紧预期。
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还提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央行就开始采用公开市场“缩短放长”的方式引导债市去杠杆。此后，我们即将面对的是一个泡沫收缩、重塑资产负债表的过程。虽然过程是艰难的，但洗净些许铅华也是一件好事。
3. 无视风险忙突进
期限错配套利的疯狂与金融加杠杆的激进使金融系统的裂口不断扩大，而这个裂口又只能靠进一步加杠杆、加大久期错配来弥合，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甚至是流动性风险越来越大。但由于缺少变化的的货币政策预期，以及由此生成的“央行信仰”，钝化了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投资者无视风险的存在，期待央行会主动承接这一系列操作后的高杠杆，盲目突进。“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决心一直比较坚定，在任何资金紧张的时候，央行都会通过投放流动性来救助，这些是央行可以控制的。但是，令人担忧的往往是资产价格的稳定，这些央行是无法控制的，比如汇率、房价等，如果资产价格出现剧烈波动都会反映到金融市场。”这是目前金融业从业人员的普遍心理。图中显示了部分基金资产配置比例。从中可以看出，目前股票投资占样本公司总资产的绝大部分，也表明目前金融市场激进的情绪，风险偏好较高。
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实体经济整体投资回报趋势性下降。
根据央行提供的2016 年7 月份信贷数据：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4636 亿元，同比少增加1.01万 亿元；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 4575 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4773 亿元，短期贷款减少197 亿元。可以看到，7 月份的信贷，几乎全部被居民按揭贷款占用。
其次，M1与 M2 增速差额越来越大。根据 7 月份的央行数据。7 月末，狭义货币(M1)余额 44.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高0.8 个和 18.8 个百分点；广义货币(M2)余额149.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2%，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低 1.6 个和 3.1 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 6.3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我们可以看到 M1 和去年同期相比，已经增至 18.8 个百分点，M2 却比去年同期低 3.1 个百分点，M1 与 M2 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加大。这表明，企业活期存款创历史新高，很难找到合适的有回报的实体领域投资。
从 16 年前 6 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 9%，而 7 月民间投资增速为-1.2%，这是 16 年第二次负增长。从数据上看会发现绝大部分信贷投向房地产，实体经济的信贷几乎没有，这什么说明呢？说明很多实体经济不进行借贷；从民间投资增速来看，负增长说明大家都不投资了；从 m1 与 m2 增速的差距看，m1 越来越大，说明好的企业并非缺资金，而是缺少好的投资项目，投资和扩大再生产欲望下降。
1. 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
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家最关注的财务指标就是ROE，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 ROE(Rate of Return on Common Stockholders’Equity)，净资产收益率又称股东权益报酬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的百分比，是公司税后利润除以净资产得到的百分比率，该指标反映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用以衡量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率。指标值越高，说明投资带来的收益越高。该指标体现了自有资本获得净收益的能力，而与ROE 最为相关的也就是市场需求，可以说ROE 指标取决于市场需求，与需求成正相关。中国国内消费需求的下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人均收入中位数较低与人口老龄化。
在经济学中，人们的需求是由收入决定的，而这里我们需要强调，决定需求的收入不应当是人均收入 average，而应该是人均收入的中位数 median。
据统计资料显示，当前中国工资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行业企业间差距、城乡间差距、地区差距、高管和普通职工差距，这四方面的工资收入差距近年来都在不断扩大。从行业看，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为 70146 元，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仅 16717 元，两者差比为 4.2:1。据资料显示，全球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 1.6-2 倍，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 2.3-3倍之间。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已跃居世界之首，已经超过巴西。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居民的收入的不公平性也较为明显。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 0.317，自 2000 年开始越过 0.4 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 年超过了 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虽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但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 0.496。2010 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 0.5。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也不过在 0.24-0.36 之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家庭达 111 万户，世界第三；超过 1 亿美元的家庭达 393 户，世界第八。但按世界银行每天 2 美元的标准，中国贫困人口依然有 1 亿多。 2016 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821 元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20883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8.3%。事实上，2016 年中国人均总收入仅在全世界排名第 70，而我们可以观察近 6 年的数据，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数均低于人均收入。那么为什么要用中位数而不是平均数来衡量收入水平呢？
中位数能够较好的避免异常值的影响，在收入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使用中位数指标比平均数指标更为合理。它能够避免在使用平均数指标中出现的高收入组的收入，大幅度提高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现象的发生，更有利于居民、职工对自己收入水平进行客观的定位。用中位数收入额、工资增长率，能更为准确和科学的反映社会整体居民，职工收入水平的增长。
2. 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0%，或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下图为中国近十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根据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 0-14 岁人口为 22681 万人，2015 年中国 15-64岁人口为 100347 万人，2005-2010 年中国 0-14 岁人口逐年下降，2010 年 0-14岁人口达到近十年最低值，为 22259 万人。2015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4434万人，近十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逐年增加，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即将到来和创造价值的劳动力减少，因此，养老问题的严重性和必要性浮出水面。
2015 年中国总抚养比为 37%，少儿抚养比为 22.6%，老年抚养比为 14.3%；2005-2015 年中国少儿抚养比逐年下降，而老年抚养比逐年增加。
据统计，2015 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22 亿，占总人口的 16.15%。预计到 2020 年，老年人口达到 2.48 亿，老龄化水平达到 17.17%，其中 8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3067 万人；2025 年，六十岁以上人口将达到 3 亿，成为超老年型国家。考虑到 70 年代末，计划生育工作力度的加大，预计到 2040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达到顶峰，之后，老龄化进程进入减速期。
同时，早在 2004 年，世界人口组织就对中国人口结构分布进行了分析，中国的人口结构明显趋于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深远的。单纯从需求来讲，如果人们的心态对需求有极大的影响，那么悲观和乐观的心态肯定对需求的作用是相反的。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会使得整个国家的心态是偏悲观的，那么产品或者技术再好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等待或者无福消受的，这也导致了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消费需求偏低的现象。
3. 考虑全要素生产率TFP
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也就是考虑 TFP 全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就应当是供给决定需求。实际上，中国的发展焦点正在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中国经济开始重视“供给管理”，重视经济的持续增长动力的经济学转变。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所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调整是不足的。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改善供给侧。
那么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的就是互联网产业，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同时，移动互联网塑造了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互联网+”行动计划不断助力企业发展，互联网对于整体社会的影响已进入到新的阶段。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认为互联网行业已经创造了大量的新的需求，实现了技术进步呢？
4. 关于全球经济再平衡
在 IMF 追踪的 1929 年以来的 14 轮经济周期中，本轮复苏是最缓慢的，但信贷反弹却是最快的。很明显，信贷和经济周期已经脱节。这里的逻辑是危险的：各国政府为了救市而采取的低利率政策及市场上满溢的流动性已经引发了又一轮不负责任的放贷，而这恰恰是 4 年前华尔街金融海啸的直接原因。虽然低利率对于那些依靠存款过活的人们来说很不公平，但对借贷者(投资者)—比如政府自己—来说却大有好处。它的总体结果是导致低收入者补贴政府和高收入者，而这种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去杠杆化”的过程还要求全球市场—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降低金融虚拟经济所占的比重，恢复实体经济的活力及盈利能力。在正常和健康的情况下，企业部门往往是净借款者，而非净储蓄者。而现在，企业看不到再投资的盈利前景而决定不再投资，它们无谓地将这笔钱作为营运资本储备或投入金融市场。这对市场的未来来说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越少投资，失业就越增加，市场需求就越萎缩，而这反过来使企业更不敢轻易投资……
就这个问题来看，未来发达经济体需要加大投资于人力资本、技能培训与社会安全网络，以提高生产率和工人竞争力，灵活适应经济全球化并从中受益。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解决就业问题。否则就难免会有一天重演上世纪 30 年代的噩梦：无穷无尽的停滞、萧条、货币和贸易战争、资本管制、金融危机、主权破产和社会政治动荡。
自冷战结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资源输出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等），制造国（中国、印度等），消费发钞（借债）国（美国、南欧等国），三类国家稳定且互补地为全球经济带来低通胀高增长的三十年“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过度负债和高杠杆的美国率先以流动性崩溃的金融危机形式，打破这一互补的全球链条，并且率先债务去杠杆，提升制造业的比例，加大出口激励，进行内部经济结构的重塑。各国经济内部结构被迫“再平衡”。这种“再平衡”的本质并不是通过技术创新或国家合作来促进经济增长，而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由于贸易保护政策的核心是将矛盾外引，更容易实施，这一趋势在特朗普任期中将会继续加强。逆全球化市场潮流中，资源的全球配置效率不可避免趋势性下降。
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革命过度加快，但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并不革命性创造需求，只是将原有的线下消费转移到线上购物，渠道的改变只是存量的再分配，总需求的增加并未呈现。日趋成熟的共享模式，可能会带来一个零边际成本的未来，消费者效用得到福利提升的同时，并不带来新增产能的需求。共享模式的核心是对存量资源的重新开发利用，大量闲置资源将会被快速搜索到并及时使用，传统制造业的投资需求和回报不可避免长期下降。全球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中美两国的“脱钩”（Decouple），降低了中国产品的出口需求，互联网技术革命又在不断冲击传统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
这两大原因，导致传统实业的真实回报率走低。2011年以来，中国实际GDP增速持续下滑，伴随的是企业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的下降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使其本身对资金的吸纳能力下降。资金的供给端银行担心实体经济信用风险不愿借贷，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实体经济对于资金的需求也在快速下降。与之相反的是，资金对于回报的预期仍然处于高位。这种资金的高预期回报率显然是整体高于实体经济能够提供的回报中枢的。二者之间的矛盾也就为资本追逐高杠杆、高风险埋下祸根。
5.新形势下的分享经济
共享经济源自于一种认知：如果每个人都按自己的兴趣来过日子，那么资源很快会因为物欲而枯竭。于是，在人口激增、资源枯竭的背景下，共享经济应运而生，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商业结构。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双重革命，将互联网通过智能手机的渠道，镶嵌到了每个用户的手中，正式这样的技术铺垫，使得广泛意义上的“共享”成为触手可及的可能。
共享的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公共品。Uber 和摩拜单车的迅速扩张成为最好的例证。共享经济外延广泛，形式多元，包括盈利和非盈利、贸易和协作等诸多形式，通过提供广泛多样的商品、服务和技能入口，通过“去所有化”，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供需的有效联接，实现共享共赢。共享经济内涵丰富，除了协作之外，信任和盈余是共享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
1.信任：共享经济基于用户意愿，但同时要想形成交易，用户必须值得信赖。于是不少践行共享经济的组织很大一部分工作，便是建设和巩固其社区会员间（包括生产商、供应商、顾客或者其他相关方）的信任关系。
2.盈余：一个经典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盈余：一辆车被使用的时间占8%，而 92%的时间这辆车是被闲置的，这个闲置是“浪费”，然而这个“浪费”却是有价值的，于是“分享”这个“浪费”对于发挥其中价值，便是一种有效策略。
但是共享经济的推广仍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与现行的法律和体制冲突严重：共享经济对“私有制”是一场不小的革命，共享经济的参与方需要让渡一部分的所有权，但是共享经济的监管需要社会资源投入，否则很容易产生一系列的安全问题，甚至道德问题。Uber 在全球市场遇到的很多阻碍大体来源于此。这需要广泛的讨论，甚至需要行动走在意识前面，来倒逼意识的更新。第二，共享经济只是资源分配的方式，本身不会创造产品和资源。因此，也就是说，共享经济如果局限在国内，会压缩对于新产品的需求，进而使得实体产业的萎缩（例如人们选择不再购买新车，而是使用 Uber 代替等）。因此，共享经济需要着眼全球，尤其是闲置资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共享，将是接下来十年扩大外需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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