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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划重点——2017,中国将何去何从?

2016年的中国经济总体趋于平稳。充分显示了大国经济体的优势,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但总体上中国经济依然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增长动能不能全面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全面繁荣。GDP增长速度的疲软,其背后的核心还是结构失衡的顽疾。

 

 

全国普遍存在的结构问题包括三个失衡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比重结构失衡

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内部供需结构失衡

以金融、中介、资金服务为主的虚拟经济内部的发展偏好和资金流向结构失衡。

 

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高达8.4%,已经超过号称全球金融中心美国的7.2%,接近日本4.4%的两倍,资金空转、贷款掮客、杠杆过度使得各金融机构的资产总值严重扩张,充分说明中国当下经济脱实向虚的真实情况和问题。大量的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自我循环,或者通过各种渠道和金融衍生工具进入资本市场、房地产、艺术品等各类商品交易所等高风险领域,或者绕过国有企业或政府平台委托贷款给中小民营企业。影子银行大量存在,利用监管分割进行制度套利,大量盈利来自通道业务,融资链条拉的特别长;不同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包括保险公司都开展各种资产管理业务,监管是分割的,相关涉及的法律规章也不同,规定出现各种混乱。

 

(一)实体经济创造利润的能力在下滑。原有中国制造业的竞争模式在新常态下面临前后夹击,大量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靠薄利多销的“代工”模式,在全球化受阻的背景下,总体外部需求下滑。国内人口红利逐步消减,各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大量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盈利能力堪忧,真实回报率无法达到金融行业期望的高回报。

 

(二)金融监管相对滞后。自2001年加入世贸后,金融相关制度自由化步伐不断加快。利率管制已经基本放开,但金融市场业务和金融准入却渐渐出现无管制的混乱局面。表外业务为主的影子银行用理财资金购买企业债、政府债和其他标准化债券,而相对应的监管滞后。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P2P等各类高风险融资机构屡见不鲜。金融自由化单兵突进,利率市场化导致理财产品收益率高居不下,各种表外业务、委外通道,创新层出不穷。金融不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而成为各方博弈的游戏;不再是促进技术创新的第一推动力,反而为很多骗局提供了环境。

(三)金融产品供给不足。高达50%以上的储蓄率,接近40万亿的有着和优质总储蓄规模,急需进行各类优质资产的配置。但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欠缺,使得大量货币资金被用来延续债务,影子银行经营,提高一二线核心城市房价和支付上涨高,即利率上了。存量资产无法盘活提升配置效率,僵尸企业还在不断吞噬新增资源和流动性。

 

(四)预算软约束的制度障碍。与金融自由化单兵突进相对的,是财政分税体系、地方政府行为、国有企业股权、人民币资本项目等其他配套体制中依旧存在的预算软约束顽疾。预算软约束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加重了资金的稀缺性,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并加剧大型金融机构与中小机构之间的差距。由于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非银机构的规模庞大,其发生倒闭或者挤兑的外部性很大,政府会对其施以援手,助长银行过度放贷的道德风险,助长各类金融机构加杠杆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借款者,尤其是国有企业,更易产生不履行合约的动机和大量寻租行为,从而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使违约风气盛行,破坏整个社会的信用基础。对央行释放流动性的笃定和对国家担保的信任,加剧了金融主体自由化的倾向。

 

银行危机爆发时间往往滞后于利率自由化,平均滞后时间为2.61年。银行危机更容易爆发于采取了金融自由化措施的国家。利率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投资增长、实体投资效率提升,往往导致贷款和资产价值快速增加,并加大银行间竞争,从而致使银行对高风险项目的偏好增强,银行危机发生概率加大。近三年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文献描述,商业银行在利差不断变小的情况下,不断加大杠杆,期限错配,对资产风险偏好加大,流动性风险愈加明显。金融创新和自由化跑得太快,而与之相对应的监管制度一直滞后,忙于堵漏。制度的不匹配,让这些“创新产品”在不断增高整个经济系统承受的潜在风险,使得整个金融体系愈加脆弱。将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收益纳入个体钱袋,而将风险和未来的成本扔给政府的制度套利行为必须及时制止。

 

 (一)金融泡沫累积,风险急剧膨胀,已经在股市、债市、期货市场带来大幅波动,对很多投资人和中产阶级带来直接的财富损失。2015年的股灾、2016年底的债灾,不仅给金融机构带来直接的利益损失,还给实体经济带来巨大的连锁反应和冲击风险。

 

(二)实体萎缩,创新创业的信心和积极性受到打击,产业空心化,就业增长受阻。大量实体经济中企业家不再愿意辛苦地做实业经营,也不再聚焦产品质量、研发创新,更愿意去做资本运营、衍生金融产品和融资套利。而实体经济才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是民富国强长治久安的立足之本。

 

(三)资产价格的过度繁荣,加剧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不同收入阶层的信息获取能力不同,可融资金的杠杆程度不同,使得财富占有更加快速扩大,大量资金流向已属高位的房地产,使得阶层流动性减弱,固化的社会环境不利于整体经济的创新性、创造力激发。

 

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一直是江苏经济的突出优势和重要根基。石泰峰省长曾经说过“风吹浪打,都不能动摇江苏的实体经济。”“江苏实体经济占江苏总量的八成以上。”江苏省最近明确将“实体经济”具体单列为“传统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新经济业态、生产型服务业”四个行业。江苏是制造业大省,上世纪八十年代依托苏南的乡镇工业中的制造业,有了第一次成功转型;九十年代,依靠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大量制造业引进和落户,有了第二次转型。当下,江苏急需第三次制造业转型,这一次必须依靠依靠制造业的创新升级,“江苏制造”要“聚力创新”。

 

江苏的结构矛盾更多体现在,制造业内部的供需结构矛盾;过于依赖外向型经济,自身核心技术优势不明显;大多处于加工、配置环节;缺少华为、中兴、格力等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龙头企业。制造业总量规模庞大,但产业的技术层次总体不高。

 

 

(一)切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有“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实体工业的效益利润才会出现根本性好转。尤其是降成本方面,实体制造业普遍反映,相关各类费用过高,税负较重,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包括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不能按家庭,分区域差别对待。这些政策需要加快调整,才能提升实体产业的盈利空间。

 

(二)金融层面,切实加强监督,加强对各类违法违规的惩处力度,对互联网金融等披着金融创新外衣,实则变相高利贷的行为严加管理。

 

(三)切实保护产权,为实业家信心给予足够保证。产权保护与完善直接关系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和创新积极性,对契约精神的保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政府公权的约束等,都直接影响实体企业长远投资的动力和信心。

     

 

互联网和虚拟经济是不能划等号的。过去,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通常指金融、证券、期货、以及各种衍生产品这类资产虚拟化的经济现象。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网络经济有时也被称为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但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并不能简单认为“冲击实体经济”、“除了新技术,其他都是胡说八道”。互联网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可以比拟蒸汽机、汽车、电力革命的伟大技术革命,它对人类的改变和深远影响也才刚刚开始,正是因为它的技术创新具备革命性意义,从而才体现出对传统行业的“毁灭性创造”。

 

虽然互联网为代表而出现的新模式对传统企业冲击巨大,比如对传统零售、传统制造、传统银行等,但由于它代表着未来和必然的趋势,我们更应该勇敢应对,积极拥抱,并且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已经充分融入各行各业,互联网技术渗透到所有经济行为中。今天应该把互联网理解为基础设施,类似于电;基于互联网而形成的各种行为数据是未来最为宝贵的资源,类似于工业革命时代的石油;而对数据的计算形成的智能化程度,一定是未来最具核心生产力的能源动力源。

 

未来江苏经济在扭转虚实失衡方面,要尤其重视对资金空转,太多杠杆聚集在各类资产泡沫中的监管;要尤其重视发挥互联网技术革命的创新引领作用

 

一方面抑制资产泡沫方面,要走在全国前列。平抑江苏热点城市的房地产泡沫,为实体经济创造低成本的商务发展环境,回归房地产的消费属性,合理增加热点城市的土地供应,尤其是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加快疏解部分核心城市和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做好扬子江都市圈这一大文章。

 

另一方面,在江苏建立良好的互联网生态环境,搭建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引进具备国际前沿水平的领军人才,给予最优的激励机制,用互联网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完美结合,做到各美其美,相生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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