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界一面倒的认为“在保持强大的创新能力的前提下，放弃制造业等低附加值的部门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预兆”时，哈佛商学院教授加里•皮萨诺和威利•史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一书中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制造业的衰落将会在长期内侵蚀美国的创新能力，进而引起美国国力的衰落。

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日本经济的衰退，世界制造业发展呈现出一些有趣的变化。美国在产业链两端的研发、软件和服务领域表现杰出，互联网催生了大量的新兴产业，美国的电子企业将生产外包给亚洲地区的制造商，自身则集中精力进行研发并实现了蓬勃发展，许多经济学家为“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而欢呼并宣称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比重的下降是无关紧要的，相反还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预兆。然而，美国经济在21世纪再次呈现出的繁荣景象并不如它初次出现那样生机勃勃，其国内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停滞不前，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大幅攀升后，生产率增速在21世纪出开始平缓运行，此外，在一大批高技术产业中，制造和创新的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

作者认为，美国正在进行一场风险极高的经济实验，这场实验的理论基础在于“制造业基础地位的弱化不会危害到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这一信念。这场实验时间跨度长，影响深远，要在数十年甚至更久以后才能得到结论，但是一旦失败，美国将会面临严重的问题。

反对的原因在哪里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者提出了“产业公地”的理论。“产业公地”是指根植于企业、大学和其他组织之中的研发与制造的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工艺开发能力、工程制造能力等，这些能力共同为一系列的产业成长和技术创新提供基础。产业公地的繁荣往往能支持多个行业的产生和成长，其衰败也能引发众多领域的负面连锁反应。工业行业是相互交织的复杂网络，一个行业的变化很可能对许多其他行业产生巨大影响，同理，一个产业的创新也与许多其他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技术能力在各行业间的溢出以及行业创新能力的关联，意味着有些技术能力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枢纽性的作用，有些行业拥有推动其他行业创新发生的力量。

作者进一步以光伏产业为例论证了观点。全世界第一台光伏设备在美国发明，但美国却只是一个很小的光伏电池生产国。2008年，欧洲和中国大陆光伏电池产量占全球比重均达到27%，日本18%，中国台湾12%，而美国仅有6%。2004年以前，美国光伏电池及组件的出口远超进口，但到2009年，美国光伏电池及组件的贸易出现2.35亿美元的逆差。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光伏电池制造用到许多与微电子产品同质的工艺技术，亚洲企业不仅在材料和半导体制造上拥有专长，且大多位于或靠近电子产业集中区域，并拥有完善的配套体系，方便将光伏电池封装成组件。

由以上例子，再联想我国各地区的产业集聚现象，不难理解，产业公地对于制造业的发展和产品的进一步研发有着重要作用，制造和研发看起来像微笑曲线独立的两端，但在创新链上两者密不可分。

当然，制造业复兴并不是要求挽救美国制造业的所有领域，只是号召在那些可以为未来创新提供决定性基础作用的领域构建制造能力。制造业并不总是伴随着创新过程，在评价一个制造行业是否存在着重要的创新可能时，作者认为研发与制造的相互依存度是必须评估的一个重要因素。研发与制造相互依存度较高的制造业是需要继续保留并加以发展的，而依存度相对较低的则可以通过外包进行生产。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依存度进行确认，一是研发和制造的相对独立运作能力，二是制造工艺技术的成熟度。

美国在制造业衰落的今天要重建适合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已经非常困难。而目前的中国正好与美国相反，我们成为了美国、欧洲等市场的大量外包及离岸业务的受益者，在生产能力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并且在很多领域、很多地方形成了牢固的产业集聚情况，提升了整体的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尽管如此，我国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仍然不足，无法变生产为创新，最终只能是为别人做嫁衣，在微笑曲线的底部获取微薄的加工制造收入。我们只有将创新和制造联系起来，通过制造发现创新机会，掌握核心技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竞争能力的提升。

作者：张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