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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如何发展?| 耿强读书会

01关于OXFORD VSI系列

OXFORD VSI就是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文翻译为牛津通识读本,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们打算让每个领域的顶尖专家为大众写作一本极其通俗,精悍的入门书,用词不得术语连篇,篇幅一般不过百页。已读过的,MATHEMATICS,是菲尔茨奖获得者Timothy Gowers撰写的;ECONOMICS的作者,是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大学教授Partha Dasgupta;Networks,则由一位MIT的物理学教授及合作者完成。

 

02关于Robert C. Allen

说完了VSI系列的定位,不难想见,Allen必是经济史方面的专家了。Allen是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的经济史教授(2013年退休),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增长与不平等的历史,环境史,技术变迁与公共政策。因其对英国农业历史,英国及苏联的工业革命,全球钢铁业竞争的研究而荣获经济史协会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的兰凯奖Ranki Prize。

Allen在经济史领域做出了不少贡献。例如,他十分重视生存工资(BAREBONE WAGES)对经济的表征作用,并根据历史数据还原了世界主要城市的生存工资时间序列。他以翔实的史料论证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因及一系列后果,这包含在他的专著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中,中文由浙大社出版,名为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幸运的是,在VSI这本小书中,Allen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我们展示了他最重要的发现。

 

03关于GLOBAL ECONOMIC HISTORY

这本书是牛津2011年出的,目前还没有看到中文版。中文名即全球经济史,日后为了出版可能会加上揭秘之类的词汇。说到经济史,不得不提另外一本著作:海尔布罗纳的《经济社会的起源》。那本书的一开头提到,“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经济学研究的是所有人类社会中都存在的过程——为社会提供物质福利的过程。在最简单的意义上,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如何确保日常生计。……因此可以看出,经济史的出发点必须是关键的生存问题,以及人类如何解决生存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史研究必须秉承经济学方法,即以稀缺为基本前提,以优化配置为核心的一套思维方式。

经济史研究,就是探索历史中,不同的社会如何解决经济问题,即:(i) 如何组成一个系统,以确保能生产出生存所需的商品和服务;(ii) 安排社会生产成果的分配,以进行更多的生产活动。漫长的人类历史给出了无数的解决方案,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由传统运行的经济,即通过长期的历史试错过程而得到认可,通过强有力的习俗和信仰而得到维持的社会组织方式。

第二,由命令运行的经济,即所谓的“中央计划者”型经济。

第三,由市场运行的经济,这种方式我们现已习以为然,初看之下却令人迷惑:它既没有传统的历史依据,也没有计划者的权威背书。但就是这种看似荒诞的组织方式,带来了现代经济的繁荣,西方世界的兴起。不过也必须注意,这种分类方式是粗略的,现代经济系统往往是三者皆有的混合体系,针对不同的经济环境,其最优组织方式也是不同的,详见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04西方与东方:大分岔

宏观经济学两大议题之一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会如此之大,它是如何形成的,又将如何发展?本书的1-4章致力于描绘西方世界兴起的概貌,第五章则描述了同期的东方帝国。

这里并不打算赘述宏观经济学或是制度经济学的解释,而是从经济史的角度给出直接原因有三:全球化,技术进步与国家政策。

首先,是由新大陆的发现开启的全球化新纪元。新航道开辟最重要的影响是,全球价格趋于一致。如图,新航道开辟后,印度与英国的胡椒价格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大致反应了运输成本。

其次,技术进步。我们考虑技术进步的引致因素,这在增长理论文献中,即Schumpeter内生增长理论,其中Acemoglu(1998)的要素偏向性技术进步最具代表性:即技术进步是以创新实现的,创新会带来创造性毁灭,即新的发明和创造会取代旧的,从而占领市场,获取超额利润,这是创新的期望收益。另外,创新也是有成本的,需要投入资本,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是知识密集的,而且有失败风险。那么,作为潜在创新者,必须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权衡,最大化期望收益。因此,决定一个经济社会会产生什么类型的创新,多少数量的创新的因素可分为两类:影响创新成本的因素,包括教育,信贷市场及社会资本;影响创新收益的因素,包括市场的大小,要素的价格,产品的类别,产权保护政策等。特别地,我们考虑两种:劳动力与能源,若工资很高,工人不足,但能源价格较低,能源丰裕,那么可以想见,节省劳动,利用能源的创新更有可能出现。如图是劳动力与能源价格国际比较:

第三,政策环境的影响。由于制度学派在中国的流行,政策环境尤其是产权制度已经深入人心,在此不再赘述。至于鼓励创新,保护产权的环境的形成,则有不少解释,如文化或是宗教精神(韦伯,以及90年代东亚奇迹时的东亚儒家文化说),政治传统(如英国的贵族,王室的长期历史博弈),人口引致的制度变迁(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强调了西欧人口扩张的制度后果,并比较了英国与法国截然不同的专利保护制度),或是殖民地解释(详见AJR 2001)。

以上就是作者对英国工业革命起因的解释,即:基于要素价格差异引致的技术创新。创新开始于纺织业,一系列新的纺织机的发明彻底颠覆了这个行业的运行方式。纺织机先是利用水能,之后结合蒸汽机利用英国利物浦等地的煤炭能源进行工作,从而使得英国纺织业的人工成本劣势戏剧性地变为低能源价格优势,而且是绝对成本优势。不仅如此,纺织机本身更是跨时代的:它令生产不再仅仅依靠自然资源或是劳动,而是创造了资本,这种崭新的,革命性的生产资料,它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根基:潜在回报的诱惑令企业家投资创新,创新创造新的资本,促进生产率提高,国民收入进而财富的增加。时多时少的创新流,保证了现代经济持续的增长,而不是陷入传统经济的增长陷阱中。

反观古老的东方帝国,例如中国,印度等,不可避免的陷入衰落:一方面,廉价劳动的比较优势导致能源密集和之后的资本密集的创新无利可图,一旦西方创新累积到一定程度,东方帝国就陷入绝对成本劣势中,在国际竞争中失利。另一方面,失利之后的东方获得了低端农产品及原料的比较优势,从而退化为不发达国家,这是与西方工业化相对的去工业化。

 

 

05殖民地传统的两面:美国与墨西哥

 

英国是第一个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大国,也因此获得了日不落帝国的荣耀。英国的成功激励着西欧及殖民地各国,英国的强大也逼迫着潜在国家崛起。德国,法国与美国的崛起路径是相似的,崛起的政策逻辑也是统一的。以美国为例,其增长政策有着鲜明的“美国学派”(贾根良语)的印记,后者是一批持相似观点的学者与政策制定者的概称,既有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还包括后来以贸易保护主义成名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彼时正在美国。

 

美国学派的主张是:

(1)利用关税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免于和国际先进水平直接竞争

(2)取消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关卡,改善交通,统一国内市场

(3)全民教育,高等教育(当然,美法德本身的高工资也是教育政策得以实施的保证)

(4)设立大型商业银行或是投资银行,既稳定币值,又为企业提供信贷。

 

那么,同为殖民地,为什么美国(北部)实现了工业化,而美国南部,以及墨西哥等拉丁美洲诸国没有呢?比较一下美国和墨西哥的制度,结果一目了然:

美国:

1) 英式的产权与法制系统;

2) 对行政机构的立法及司法审查;

3)平等主义;

4) 民主;

5) 除关税外,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反观墨西哥:

1)土著对土地实行公有制,公地的悲剧;

2) 极其严重的社会与种族不平等;

3)一套长久保持殖民地恶劣传统的政治系统,包括有争议的司法体系,过度插手商业的政府,无效率的税收系统。

 

 

06低次元经济:非洲的贫困

“低次元”是我对非洲经济的总结,也是非洲大部分地区经济社会政治极端落后的写照。从相对人均收入上看,现在的非洲不仅比不上十八世纪前,而且比十九时期还要穷。其直接原因是,十九世纪时,非洲作为农产品及原料产地,收入来源是棉花,橡胶及可可的出口。但是近百年来,由于这些经济作物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南美洲的广泛种植,使得其国际价格不断走低,所以非洲的人均收入持续下降。至于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无法完成工业化,农业发展也比较落后,其社会发展路径是:原始部落——农业社会——殖民地——新解放贫困地区。由于现代医学的普及,减少了死亡率,增加了人口寿命,但由于教育的缺失及人均工资的低位,家庭生产函数没有产生对应的变化,导致非洲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再加上政治动荡,战争连绵,非洲的贫困似乎还将持续。

 

 

07发展的模式:美国与苏联

美国学派的四大法宝“统一国内市场”,“保护幼稚产业”,“银行保障资金”,“教育提高素质”。随着时间的流失,其边际生产力也在递减。

战前的日本,战后的东亚以及拉美地区的自由化都采用了这些政策,但效果不仅远比不上美国与德国崛起的成就,在拉美则是彻底失败了。其原因在于,在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时,采用这四大法宝尚能追赶其技术进步的脚步,但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越是进步,其资本劳动比也越高,工资收入也越高,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然而这样的良性循环越是循环累积,对于落后的低收入国家越是不利,越难采用现成的技术,必须加以改良。

战前的日本做到了,它把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做了逆向的改变,增加了劳动比重,使得劳动力与技术进步相适应,但东南亚及拉美则没那么幸运。不仅如此,发达国际技术进步的另一结果是,规模经济开始显现,厂商的最小最优规模不断增加,那么国内市场的大小就会决定厂商的成败,而厂商数量也不宜过多,最有名的例子当属汽车工业,1960年,汽车的最小最优规模MES是每年20万辆,发动机则为100万,全球只有7家厂商发动机销量超过百万,其他小规模厂商不堪重负。反观阿根廷,1950年汽车市场规模为5万辆,1965年产量则为19.5万,但彼时阿根廷拥有13家汽车生产商,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

 

这样,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大推进战略开始崭露头角。大推进的危害众人皆知,然而它却是目前为止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唯一可行道路:面对极大的技术差距,数十倍的工资差距及越来越显著的规模经济,四大法宝不再奏效,自由主义更是痴人说梦。

 

大推进需要一个中央计划机构,但计划的强度在各国不一,极端者,如苏联,次之东欧,再次之中国,复次之日韩,战后法国也有计划经济的影子。再以汽车工业为例,日本和韩国的计划机构,通产省和中央企划院对国内汽车行业进入实行审批制,只允许少数企业参与竞争,并通过“政银企”铁三角为其获得规模优势提供市场,政治与信贷支持。其成果也是显著的:苏联得以跃升为世界霸主的有力争夺者,日韩起飞,法国复兴。

中国的案例尤为有趣:先是推行了计划经济,后进行改革开放,经济奇迹也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一般来说,都认为是市场化导致了中国奇迹,但是放眼世界,中国经济的计划性依旧是世界领先的:渐进的改革是把绝对的,极端扭曲的计划与个人权威系统变为计划控制下的市场体系。

换句话说,增量上,中国向市场化移动,但是存量上,中国依旧是计划为主的,配比一定的市场化才能发挥这种制度的最佳绩效。在此我们不进行道德评判,这种计划操纵的市场体系(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似乎比纯粹的市场化更有利于国家发展。不仅如此,一定程度上,改革之前的传统模式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民素质,积累了人力资本;传统模式令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落实到对每个个体的控制,在改革之后,控制有所放松,但经济激励也更加强大,这在传统中国是难以想象的,那时管理只能到达县级的官僚乡绅。

 

作者:王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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