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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古代发生,却没有能够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为什么封建地主经济没有把中国变成欧洲式的领主庄园经济?为什么中国的大一统局面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

金观涛先生与刘青峰先生合著的《兴盛与危机》一书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根本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封建制度能够形成一个大一统的超稳定社会结构?”

作者通过本书,力图建立整体演化论的新方法,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根据这一假说,中国历史上一些令人迷惑的现象和难题,如大一统的组织能力、对外来文化的融合能力、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原因、农民战争的特点和作用,都能够得到统一而简明的说明。

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如何在两千年里基本保持不变,首先要明白中国封建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作者将社会结构定义为某一社会中由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或称意识形态结构)互相耦合而成的形态稳定的组织系统。如图一所示。

经济结构的形式是地主经济政治结构的形式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体制文化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文化。这三种结构系统在一个社会内部相互适应和调解,形成两种结果:

一是旧结构的瓦解,新结构的产生(如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

二是旧结构的崩溃与重新建立(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超稳定系统的社会结构)

 

作者以社会内外部的交往程度为研究起点,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及其功能,揭示这种结构与“大一统”的关系。

实现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封建大国和其它封建国家在结构上的重大差别。一体化结构意味着意识形态结构、政治形态结构和经济结构要相互耦合起来,形成超级的组织力量。而促进这三种力量耦合的条件就是中国的地主经济、儒生、官僚、语言、通讯工具、郡县制、儒家国家学说。图二所示。

针对封建大国自发的分裂倾向,一体化结构发挥了如下的作用:

1、能够对分封制进行调节,制约和克服贵族化趋势。

2、限制人身依附关系,依靠官僚机构括户括民,向地主豪强争夺生产者,遏制领主经济,发展地主经济,确保封建大国的经济基础,来维护国家利益。

3、抑制军事割据。一体化结构对文臣武将的控制能力惊人,有助于抑制分裂和镇压武装叛乱。

作者还从宗法的家族、家庭这个强大而稳固的中间层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在组织层次上和西欧封建社会的极大差别。

另外,中国封建大国缺乏弹性,是一种脆性较大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任何一个结构偏离平衡都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崩溃和瓦解。然而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封建社会又有强控制的功能,强控制是维持脆性的平衡的必要条件,当强控制能够维持脆性的时候,封建社会就是稳定的,反之则出现社会崩溃。

宗法一体化结构所具有的巨大调节能力必然会异化出无组织力量来,其表现为:

1、政治结构上的无组织力量:官僚腐败、外戚宦官专权、皇帝本人的昏庸。

2、经济结构上的无组织力量:土地兼并,增强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

3、意识形态结构上的无组织力量:思想日益混乱,官方意识形态失去指导意义,儒家思想地位下降。

概括起来:

1、无组织力量是宗法一体化结构调节异化的结果,是结构本身无法克服的力量。

2、无组织力量增长的过程是不可逆的。

3、无组织力量增长不是局限在每个子系统内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互相加剧的。

封建国家在意识到无组织力量对自身的危害后,试图通过变法和改革,以期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无组织力量进行遏制。

1、政治上主要是抑制特权,精简机构,整肃吏治,反对腐化。

2、经济上主要是抑制兼并,稳定小农经济。

3、在意识形态机构中整顿纲纪,恢复王朝威信。

 

如图四、图五分别说明了王朝初期和王朝中后期的变法:

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结构和剥削放大效应后,从而得出无组织力量最终将导致王朝末期变法的失败和农民大起义的产生。

宗法一体化结构不但能够造成社会周期性的崩溃,还能够作为王朝修复机制发挥作用。中国封建王朝能够得到更替和修复是由于:

首先是农民大起义的调节作用。在农民起义中,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被大量镇压,土地关系得到调整。

其次是中国封建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同构效应。在封建国家稳定时,它把国家组织原则灌输到家庭、家族中。而封建大国瓦解时,家庭、家族组织又成为国家修复的模板。

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保守性:

1、资本主义萌芽的障碍之一:强控制和郡县制。城市是一体化结构强控制的中心,强控制和郡县制使得城市无法成为资本主义因素发育结合的母体。重本抑末,尤其是中国特有的官商、官办手工业制度,汇集全国精英手工业者,抑制了民间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2、资本主义因素结合的障碍之二:缺乏中介。宗法一体化结构中,王权与儒生的结合,导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很难分化出一个新成分,以便完成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新因素结合的任务。

3、原始积累的中断。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中不存在经济结构新因素的代表,资本主义因素没有结合体。而王朝的崩溃和更替过程中产生众多的流民由于一体化抑制土地兼并,又重新回归自耕农,没有产生所谓的无产阶级。

4、脆性瓦解的悲剧给社会结构演化带来的严重问题。第一,新结构缺乏内部调整的时间;第二,大动乱的破坏性必然会摧毁进步因素的积累,造成积累的周期性中断。

然而,当超稳定系统受到少数民族内迁的外来冲击,旧社会结构不能修复时,就导致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

1、政治结构的变化:国家分裂、贵族化趋势日盛及九品中正制成为门阀专制的政治舞台。

2、经济结构的变化:坞堡组织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农奴化倾向严重。

3、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玄学的“无为”和佛教的“出世”的兴起,儒家大一统的正统地位丧失,国家统一缺乏主导大一统的意识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和超稳定结构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各种思想流派的斗争、融合中,儒学的价值观和伦理行为准则“仁”、哲学观“天”、社会观“礼”,对建立宗法一体化结构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有利于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而其它学说如墨家、道家、佛教、基督教不符合一体化对意识形态的要求。

本书在最后描述了“科学技术与古代社会”,阐述了科技发明和社会结构互相适应的机制,但却没有在中国封建社会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助推器的原因;“社会结构演化理论”,使用演绎法来诠释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比较他们和结构功能学派的异同;“数学模型和王朝寿命研究”,使用了一个简单多元一次线性计量模型来估计王朝寿命。

作者: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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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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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教授。对经济的原创评论,经济政策解读,经济周期趋势判断,新闻点评,原创的行业分析。个人微信公号:gengqiangN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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