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那本影响至深的《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中提出大数据时代思维变革的三个特征：1.思维所据以进行的不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2.不再追求精确性，允许混杂性；3.思维依据的归责不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

由于只是相关关系，数据本身是全体数据并具有混杂性的特征，法律首先遭遇的困境是：什么人或者机构有权对大数据的收集、使用进行监督并提出异议的权力，个人作为数据的提供者享有什么民事权利；其次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渠道提出，传统的诉讼模式能否满足大数据保护程序性的要求，原告需要如何证明才能满足其获得权利赔偿的最低要求；再次是权利损害的补偿机制是什么。这几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隐私问题是大数据中关键问题之一，如遵循隐私权为基础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则其保护在传统民事法律规范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新的权利实现的途径。这是需要我们从民事法律角度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思考的。

面对医疗大数据的新形态，行政法律规范和行政机关亟需发挥作用。行政法律规范及行政机关需要从健康医疗大数据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共享机制、安全审查、个人隐私保护、应急保障、安全等级保护、知识产权、司法保障、执法机制、平台责任、国际秘密、商业秘密等问题作出专门的法律规定并加强行政监管。作为发挥管理性作用的关键机构，在医疗大数据方面应重点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1、如何界定和保护核心敏感数据。例如将指纹、声纹、DNA 等核心敏感数据信息纳入强制性法律保护范围并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要求方可使用；2、收集者和使用者的负面清单措施。规范可以收集的信息有哪些，不得收集的信息有哪些，同时对使用者进行监管和限定。

大数据正在引起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变，其中也包括对法律思维的影响，这篇短文也算是对大数据的一点法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