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山水集团董事长高小琴，是祁同伟的情人且两人还育有一子。高小琴叱咤汉东政商两界，深知江湖险恶，经历了太多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人生起伏，便未雨绸缪地为自己的两个孩子在香港成立两亿港币的信托资金。

而高小琴入狱后，为孩子成立的这两亿港币信托基金会不会被没收，一时间在网络上众说纷纭，有说要没收，有说依据信托财产独立原则，不应追及该部分财产。

主张可以没收的，主要是依据根据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得出了可以追缴的结论。但该结论过于武断，既没有考虑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法律制度的差异，也没有考虑到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之前还缺乏司法互助的制度安排。

香港地区也有相关规定，信托创立人在建立信托前须签订资金证明书，确保其资金源自合法途径，委托人违反该规定的，会影响信托的效力。但由谁作为适格的主体向香港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此信托的法律效力并进一步采取追缴措施呢？

由于涉及区域性立法的差异，在现实操作的过程中恐怕不是侯亮平检察官的激愤之词“你以为法律拿你没办法了吗？”这么简单了。

而主张不可以没收的，显然没注意到有效设立信托的前提是财产合法、目的合法，将信托财产独立原则凌驾于财产合法原则以及诚信原则之上，是对信托制度的误读。

现代意义上的信托起源于13世纪英国，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当时的英国，人们普遍信奉基督，按照其教义“活着要多捐献，死后才可以升入天堂”，教徒们纷纷自愿在死后把遗产(主要是土地)赠给教会，于是教会占有越来越多的土地，但这严重影响了君主和诸侯的利益。英王为此颁布了《没收条例》，规定凡以土地让与教会者，必须经君主及诸侯允许，否则予以没收。

英国的法官多数也是教徒，为帮助教会摆脱不利的处境，通过“衡平法院”，参照《罗马法》的信托遗赠制度，创造了(USE)制度。USE制度的具体内容是：凡要以土地贡献给教会者，不作直接的让渡，而是先赠送给第三者，并表明其赠送目的是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第三者必须将从土地上所取得的收益转交给教会。

随着契约关系、商业信用和货币信用的发展和成熟，USE制度逐渐演变为现代信托，其规避有关财产转移限制的功能被逐步弱化，信托的主要功能也由最早的转移财富向现代的专业化财产管理转移。

我国在2001年颁行了《信托法》，该法确立了信托财产上的权利与利益分离，信托财产独立，信托公示，信托财产、目的合法，受托人有限责任，利益冲突防范等信托法基本原则。其中，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原则延伸出了破产风险隔离、代际转移和传承、合法规避税收和契约化管理等优势；而信托财产上的权利与利益分离原则，则在代际传承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防止财产落入挥霍无度的子女手中，同时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目前，国内谈到信托，通常是商事信托，其中最主要的是信托投资基金，也叫投资信托，即集合不特定投资者的资金，并委托专家代为投资，使其减少投资风险、分享投资收益的一种信托形式，基金投资对象包括有价证券和实业。这样的信托本质上是一个理财产品、投资工具。

我国的民事信托由于认知不足，缺乏司法实践推动，社会信用程度较低，监管缺位等原因，尚未被民众普遍知晓和接受，但未来随着民间财富的增加，民事信托尤其是遗产信托，将成为信托的重要内容。

信托一旦依法成立，就不再受个人债务干扰，债权人无权执行信托财产和指定收益；而在财富传承过程中，信托可以让家人、孩子持续受益。遗嘱只是明确资产的归属，保险只能解决一代人的保险利益，而信托可以决定资产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来分配给一个或几个受益人，对于高净值人士来说，信托是财富传承中非常理想的法律工具。信托还可以规避遗产税，同时如果继承者管理资产能力不强，信托的存在可以将受益权和拥有权分开，由专业的信托公司对财产的保值增值作出合理规划的持续管理。

传媒大亨默多克设立数个家族信托，来解决他的诸多儿女遗产分不均匀的问题，其两个前妻的孩子可以有企业投票权，而邓文迪的两个女儿除了3亿美元的信托，不可能插手企业运营。

 

香港的富豪们把家族的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实业等，注入家族信托投资基金，有着防止家族成员争夺家产，保障家族成员的生活等功能。包括李嘉诚、李兆基、邵逸夫、杨受成等富豪在内，多数家族财团都已经成立了家族信托基金。既可以防止遗产纷争，杜绝不肖子孙挥霍遗产，也可以防止他人觊觎庞大财产，更能杜绝受托人监守自盗。

 

 

高小琴两亿港币的信托资金能否追回、何时追回、以何种方式追回尚存悬疑，但作为高净值人士的你，是不是该想想子孙后代，千秋基业的问题了？